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

　　关于金融去杠杆下的风险暴露:

　　尽管目前去杠杆过程中一些金融风险正常暴露，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保持稳健，不良率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渐下降，前一时期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的势头也得到初步遏制。总体看，风险是可控的。

　　当前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

　　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风险总体可控。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因为体制机制没有完善，才可能出现"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风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

　　

关于房地产税:如何用房地产税来取代土地出让金

 

　　关键改革，就是要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房产税来替代。房产税要搞起来，关键是两点，一是在改革路径上，应当试点先行。试点既可积累经验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风险。二是更为关键的，要有激励措施。可以考虑将房产税收入规模与地方债发行额度挂钩，甚至房产税偿债收入不足部分，中央可以发行特别国债给地方配资。这样一笔房产税，实际相当于数倍于土地出让金的举债能力。这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较重，相当程度上需要借新还旧解决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房产税作为能否举债的关键因素，激励力度较大。

　　

去杠杆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而是要发挥其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总需求下滑过快，又在去杠杆的同时优化杠杆结构，补齐短板。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条件下，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在流向上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不具备天然因素，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添油。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和增强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